龚廷贤，明太医院御医。万历21年，鲁敬王之妃张氏，患臌症重病，经龚廷贤诊治，调治半年终获全安。鲁王大喜，赐匾额一方，题曰“医林状元”，并酬之以千金。但龚廷贤不受，惟愿将多年所集医方加以刊刻，以利后世。鲁王嘉其志意，出资赞助。于是龚氏将自己医方和鲁府所藏秘方编在一起，刊刻出版，名之为《鲁府禁方》，流传至今。龚廷贤不以千金为贵，而以医书为重，为了功在万世。今我辈捧读《鲁府禁方》，实在感慨之。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见古人把立言著书视为不朽功业。叶天士的弟子华岫云说：“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生命），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

　　此话华氏本人绝对在身体力行：叶天士一生忙于诊务，几无著述，后人曾有非议。但华岫云为其整理的《临证指南医案》却真实地保留了叶氏的宝贵经验，成为一部千秋著作，当时有人称：“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足见影响之大。今天，我们能得以传承叶天士的学术经脉，华氏功不可没。叶氏为温病宗师，其代表作《温热论》奠定了“卫气营血”辨证大纲。但这篇温病学扛鼎之作却是由其门人顾景文根据叶天士口授记录而成，且是在师徒共同舟游洞庭时边娱边述而得，可称是即兴之作。若非顾景文留心记录老师话语，纵然叶天士学说再好，恐怕也难以流传下来。

　　历代名医都将著书立说视为传承医术之千秋大业。清代喻嘉言曾谓：“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世。”

　　喻氏著述丰富，其《医门法律》、《寓意草》确实“功在万世”。沪上名医丁福保为人治病23年，从58岁起，即摆脱业务，专心研究著述。他说：“苟不利于功名，当有著作行世，亦不为人轻贱。”

　　他译述和编著的医学书籍达160余种，可谓著作等身，其中仅《丁氏医学丛书》就有80余种。下面分节叙述一下名医著书故事。

　　名医重视著书立说

　　医家常常是通过学术著作来体现其地位的，事实上这也是造就名医、衡量名医的一条重要标准。李时珍为整理本草，著书立说，不惜辞去御医职位，专心致志于《本草纲目》的撰述，他“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历经27年的艰苦耕耘，终于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医药文献。可以说，医史上像李时珍那样的名医灿若星汉，不可胜数；但像《本草纲目》这样的医药巨著却如日月，光耀千秋。

　　北宋名医唐慎微“治病百不失一”。但他“为士人治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此士人多喜之，每于经史子集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积久集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全书采北宋以前的经史典籍与医书，收药1746种，其中很多都由士人提供。该书对后世药物学发展影响颇大，李时珍也盛赞该书：“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像唐慎微这样“为士人治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求著书济世者，诚属可贵。

　　明代医家薛立斋喜欢著述，当过御医、院使，《明医杂著。序》：“立斋素以著述为志，而仕宦（做官）之足以妨之也，于时致政（辞官）归吴（苏州），徜徉林丘，上下今古，研精覃思，垂二十年。”薛氏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正体类要》为骨伤科专著，论述精当，切于实际，清代医书《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即以之为蓝本编成，流传更加久广。

　　清代名医何梦瑶也曾为官，但他认为“富贵利达，朝荣夕萎；而著述行世，可以不朽。”故他不求富贵，辞官归乡，悬壶自给，甘贫乐道，过着清贫生活，室中除琴书药囊之外，绝无余物。终日以著书为乐，著有《医碥》等多部书籍。

　　名医著书严谨慎重 清代柯韵伯论著书时说：“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意谓无论著书还是为古书作注，都必须博学万卷，同时要扫除俗念成见方可。他所著《伤寒来苏集》研究仲景学说卓然自立，连叶天士都盛赞该书“独开生面，可为酬世之宝。”沪上十大名医之首丁甘仁（1835年～1926年）尝谓：“学无止境，见闻宜广，花甲之后，当摆脱业务，专心著作，把生平临诊所得，传之于后世。”是说必先多积经验，广增见识，待至“花甲”之年，学验俱富之后才可著书。惜丁氏61岁即病卒，未及留下更多医著，应为憾事。

　　吴鞠通痛感庸医误人之害，曾云：“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

　　有鉴于此，为使后世医家治疗温病有所遵循，“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以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时过六年，在友人敦促下，始将书稿整理编定。然而，吴鞠通犹“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罪何自赎！”

　　又将书稿收藏了15年之久。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时疫流行，世医墨守成规，以伤寒之法治之，造成严重后果。友人再次鼓励吴鞠通早日将书公之于众，“使夭扎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吴子之幸也。”至此，吴鞠通方将《温病条辨》刊行于世。清代朱彬评此书：“其为方也约以精，其为论也宏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今已成温病学之经典著作矣。

　　书稿写出，常要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李时珍历时27年，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张景岳历时30年，四易其稿，著成《类经》。徐灵胎著《伤寒论类方》，此书为其研究《伤寒论》30年心得之作，初稿形成后，反复修改7年，五易其稿，最后才欣然写上“乃无遗憾”四字，足见态度何等严肃。“清初三大家”之一张路玉为著《张氏医通》，“究心斯道五十年”，十易其稿。李东垣授意弟子罗天益将病症及治疗按照《内经》体系分类编写《内经类编试效方》—书，罗天益写成初稿三次，东垣均不满意而推翻，亲自和他重新“研摩订定，三年而后成”。晚年，东垣犹以“耳目半失于视听”的“残躯”之体，精心修订《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为后世留下不朽著作。

　　名医著书不惮劳苦

　　名医著书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虽非像《红楼梦》那样，“字字看来皆是血”，但“十年辛苦不寻常”之功确乎常见。清代王清任为纠正古人“脏腑错误”，决意弄清人体解剖情况。为此他不避污秽，亲自在荒坟连续10天观察了30多具小儿尸首。又两次到刑场观看剐刑，还多次向见过战场尸体的官员请教，“前后访验四十二年”，确认已明确脏腑—事，才绘成全图，撰成《医林改错》。这部仅十万字的《医林改错》在历代医籍中闪耀着独特的光彩，不能不说与作者所下苦功有关。

　　沪上名医陈存仁“一生除行医外，每天至少花2个小时写作，从不中断。” 为的也是“著书以教人”。

　　他一生著作等身，除《中国药学大辞典》外，尚编有《皇汉医学丛书》、《中国药学大典》、《中国医学史》等。为编《中国药学大辞典》，他规定自己每天写2千字，白天出诊，晚上写书，有时一晚只睡5小时，足足写了4年，总计320万字。后期为了赶稿出版，竟日夜不停地赶写，待交稿之后，竟大病一场。他每日发烧不退，并且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夜失眠，体重由130斤减至96斤。无奈买了一斤多人参，每天喝参汤，移居无锡休养3个月才告愈。该书篇幅与《中国医学大辞典》相当，可称当时医药典籍双璧。先后再版27次，初版本已很少见，今香港已卖到800港元。

　　清代名医魏之琇（1722年～1772年）对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十分赞赏，遂依照该书体例，撰述《续名医类案》，以补江书之不逮。魏氏为完成这部60万字巨著，废寝忘食，积劳成疾，终至不救，竟于书成后不久死去。魏氏可称为著书而献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