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6—1627）明医学家。字仲淳，号慕台，海虞（今江苏常熟）人。父早殁，幼年孤苦。17岁患疟疾，自阅医书，得方治愈。遂立志从医，搜求医方，研究药道，博涉各种医书，尤精本草之学，认为“神农本经，臂之六经，名医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本经为经，别录为纬”。于是钻研其理，著《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等书。缪希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行医以“生死人，攘臂自决，不索谢”。时人搜集其医案，成《先醒斋广笔记》行世。墓在虞山北麓。

　　寓居浙江长兴，后迁居江苏金坛，明代嘉靖至天启间（约生卒于公元1546~1627年）人，享年八十余岁。缪氏自幼多病，曾于十七岁时患病久治不愈，自学医学，遍检方书而自己治疗，遂至痊愈。于是酷爱医学，苦心研究。此外，缪氏生平好游走四方，曾游历三吴，入闵，历齐、鲁、燕、赵等地，亦到过江西、湖北、湖南诸省。在周游之时，到处为医，寻师访友，采药搜方。由于其真诚求教，故于民间经验收集很多，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其寻师访友亦是为了切磋学问，提高业务水平。在王肯堂所著《灵兰要览》一书中，曾经记载缪氏游至南京时，拜访王肯堂，发表了精辟的学术见解，使王氏十分敬佩的相见过程。可见缪氏之学，在当时确有相当造诣，故能名噪一时。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学传心》、《神农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等。

　　外感热病是“关乎死生之大病”。对于伤寒病的侵犯途径，缪希雍不从皮毛侵入论述，而提出其与瘟疫之邪均从口鼻而入，认为口鼻为肺胃之门户，“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正因为其认为邪从口鼻而入，故他认为伤寒之病及瘟疫之病以阳明证为多见。而阳明之经又不同于其他之经，“阳明多气多血，津液所聚而荫养百脉，故阳明以津液为本”。缪氏主张在治疗上应当以清润为原则，清其邪热，护其津液为首要。对于太阳病的治疗，缪氏主张用羌活汤（羌活、前胡、甘草、葛根、生姜、枣、杏仁），具体用药则避开了麻黄、桂枝，而重用羌活，这充分体现其因地制宜的用药法则。但若冬季严寒，寒邪偏盛时，缪氏于加减法中又可酌加麻黄，充分体现其灵活应变的思想。至于羌活汤中加用葛根，是因缪氏认为伤寒瘟疫阳明病证多见，故治太阳病时要顾及阳明。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缪氏治病，十分重视脾胃，认为脾胃之气是人身之本，应当注意保养，反对任意损伤。缪氏对脾胃的认识，强调了肾对脾胃的生养作用，并自制脾肾双补丸（人参、莲肉、菟丝子、五味子、山茱萸、怀山药、车前子、肉豆蔻、橘红、砂仁、巴戟天、补骨脂）以健脾益胃。他对脾胃认识的另一特点，则在于其处方用药具有特色。比如，其调理胃气，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灸甘草、大枣以补益脾胃，药性平和而不温燥，同时还多配伍石斛、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甘润清灵之品，使其补益脾胃不温不燥不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创立的方剂如肥儿丸，方由人参，芜荑、使君子肉、橘红、黄连、甘草、红粬、麦芽、砂仁、白茯苓、山楂肉、滑石、莲肉、扁豆、青黛组成，就体现了甘而流通，补而不燥的用药风格。

　　对于脾胃病证的治疗，缪氏认为如饮食不进，食不能消，腹胀，肢痿不用等病，不能仅仅责其为脾胃气虚，还应认识到往往是属脾阴不足之证。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因此，对脾阴不足之证另立补脾阴之法，药用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仁为主，佐以生地黄、甘枸杞、白茯苓、黄柏等品，以酸甘柔剂作为补脾阴之原则，已超脱出《伤寒论》麻子仁丸的用药规范。缪氏于脾胃论证中，虽继承李杲及前贤诸家之说，但更有自己的特长。盖脾主升而胃主降，脾为阴脏而胃为阳腑，一般治脾宜温宜升，治胃宜润宜降，已为医家所习用。独缪氏认为温燥之品虽可健胃除湿，但多用致伤津液，而选用甘平柔润之剂，并提出酸甘柔剂以养脾胃，对后世叶桂创养胃阴之法，用药柔润清灵，颇有影响。

　　对于血证，缪氏立补血、清血凉血与通血三法。补血之法适用于血虚之证，治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温之品，药如熟地黄、白芍药、牛膝、炙甘草、酸枣仁、龙眼肉、鹿角胶、肉苁蓉、甘杞子、甘菊花、人乳等。血热则宜清血分之热，凉血，法当用酸寒、苦寒、咸寒、辛凉之品，药如童便、牡丹皮、赤芍药、生地黄、黄芩、犀角、地榆、大小蓟、茜草、黄连、山栀、大黄、青黛、天门冬、玄参、荆芥等。瘀血内停则宜通之，须以辛温、辛热、辛平、辛寒、甘温之品，或佐以咸寒软坚，药如当归、红花、桃仁、苏木、肉桂、五灵脂、蒲黄、姜黄、郁金、三棱、延胡索、花蕊石、没药、蟅虫、干漆、自然铜、韭汁、童便、牡蛎、芒硝等。缪氏认为，若属吐血，不外乎火升气逆，气逆血逆，火升血溢，故治疗时除了凉血清热之外，还应首先降气，气降则火自降。反对一派降火，苦寒伤脾，化源告竭，统血无权，后患无穷。

　　缪氏学有渊源，一本经旨，对祖国医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用药擅长甘润清灵，重视清热养阴，主流属于寒凉一派。在明代温补之学盛行期间，别树一帜，很有实际意义。对于当时纠偏防弊，起了积极作用。其治疗伤寒病的方法及甘润养脾之法，对后世医家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