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生平的历史考证

　　张仲景，名机，南阳（相当现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带）人，汉灵帝时（公元168一189年），考中了举人，做过长沙太守。至于张仲景曾否做过长沙太守的事，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肯定，有的学者否定，现在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可查。但是确有不少文字记载，说是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天下乱离、兵戈扰攘，张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抛弃仕途，开始发愤钻研医学，拜同乡张伯祖为老师，当时的人都说，张仲景的学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老师，因此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杰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事。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在我国医学上，医生问病情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比如头疼、发热、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还要按一下病人的脉搏，这一系列的症状称做为症候群，综合在一起的症候群，中医就称它为“证”。通过对“证”的仔细辨别，就可以讨论治疗，然后处方用药。这样的全过程，叫做“辨证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自己写的序言里说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他是在继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有新的发展，才写成《伤寒杂病论》的。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傈，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通过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来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而归纳出来的。在辨证时还联系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强弱。

　　六经论治是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六经理论引出，而通过张仲景的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谓六经，就是三阳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和三阴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张仲景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引起病理生理的变化现象，以及病势进退缓急等变化，加以综合、分析，用三阳经、三阴经的名词，归纳成为六个证候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