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叹今医诊病，鲜不以捷为工，即延医者，亦以捷为能，何古今之不相若也。夫医之诊病，必以审慎为本。若捷于按脉，乃市医苟且之为，班断不如是。每治病证，莫不以望、闻、问、切，细加讨论，然后辨标本，别表里虚实之异，参四时寒暑之候，随症定方。虽不能尽合古圣之心传，而可免私心自用之咎也。况近世之医书，每多以补虚立论。至大实有赢状故，因秽浊、实邪盘踞在内，既不得见而知之，又为宜补之说横于心中，往往惑于假虚之病象，而人多以下为畏途矣，更有世之不明虚实之宜，乃不善用者之误。恒见得时之医，自保声名，不肯轻用下法，及至病久正虚，方投轻下之剂，自无效应；至不得时之医，遇有病症，急于求效，遂妄用下法以决裂。人见时医用下而无效，庸医用下而致祸，遂使假虚之证误于温补，而戕生多矣。殊不思内经有有故无损之训，仲景有急下存津之法。如伤寒论之承气、陷胸等汤，用之得当，立能转危为安。况邪入于里，如贼踞畿辅内地，非边远之寇可比，急宜荡除，然于腹里地方，而行此兵凶战危之事，务当操必胜之权而后可。今特将历验心得之法，和盘托出，以济世人之危殆，而挽天扎之惨也。

　　盖诊脉不足凭，以脉有皮；惟看舌苔为准，则以苔无皮，显而易见。大抵有浊垢黄腻无津之苔，凡见此苔，即用下法，一剂得手，继之以轻重进退，以视浊苔之减否或退尽，而可以知邪之清净、一目了然。又有一种或隐或现、或黄或灰之苔，当细看其苔，必浮不实，而必现浊垢之形，是为虚苔，慎勿误用下法，以误人者。近见读书不达变通之医，拘执《伤寒论》，泥于一日太阳，执定先表后里，概以日数传经立言，昧于郁伏内起之因，而不明常变之理；往往拘执脾胃宜于芳香温燥、务戒苦寒攻削，乃未究立法之旨耳。即如东垣之补中升阳等方，是助其本也；仲景之承气、陷胸等法，是祛其邪也。然脏腑因邪气而哲变者，尚在常理之中，更有变出非常，如老弱、幼稚之质，每有大实之证，竞须竣下，多剂而愈者；又有年当盛旺，而忽患虚寒；及向非强质，忽患大实者，往往有之。或谓病患由于化气而成，其化实、化虚、化寒、化热，皆末可常理测焉，临症不可拘守恒情，尤不可固执成见，要在辨证的而用药当，方克有济。

　　惟病之已成，虽有良工，终不能保其十全，欲求最上之道，莫妙于治其未病。大凡疾病，虽发于一朝，已实酿于多日。若于未发之先，必呈于形色，遇明眼人预为治疗，可期消息于末萌也。至于病势已减，末后调摄尤宜加慎，既勿留邪遗患，更忌过剂损正，均关至要。惟膏九本为缓调善后之用，然亦当知缓急，细察精详。若正气已复，即宜停止，防久而增气，反生他患，切勿以补益之剂，可以久服。总之，无病不宜以药饵为调养，非徒无益，而反有损，以其药性各有偏执故也。仍须研究经文，握阴阳之纲领，最为简捷。譬如伤于食者，若无阴阳偏盛之变，不过暂时闷胀，捐谷一日即消；倘阴寒郁抑，则所停之食，为水中之冰矣；若温热郁伏，则所伤之食，为炉中之炭矣。无形附着有质，有质助其无形，病患成矣。至于血之瘀，有寒凝、热结之因；蛔之动，有大寒、大热之分。

　　一切疾病，或由天时感化，或因情志感伤，或本质偏虚，其成者皆归二气为本，明乎《内经》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寒热者，阴阳之性气也”，乃得由博反约之道焉。若欲明医理之渊微，必先考审《素问》、《灵枢》之秘，熟读仲景《伤寒》之旨，自有左右逢源之妙，非徒侍于阴阳五行，创滋阴、温补之法，以八味、六味汤丸加减变化，误人非浅。余所论方法，皆为挽回温补之弊而设，亦不得已也，非欲与时医争名，亦不欲妄议著书者之过，而实欲明虚实，别标本，以为寿世济人之殷鉴也可。

　　澜按：先生著书时，当崇祯甲申以前，正四方扰乱之日。其所谓温补为害，乃隐斥薛立斋之误。其时士大夫惑于温补，致误者多，先生所不明言者，恐伤时而招尤，藉以避世俗之忌，而以明虚实、别标本，为寿世济人之术，不啻大声疾呼，其心可谓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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