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河间、丹溪之学广为传播之后，明代时医用药每多偏执于苦寒，常损伤脾胃，克伐真阳，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鉴于此，以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味，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

　　薛己，明医家。其学术思想悉以东垣脾胃内伤论为中心，强调人以脾胃为本，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虚，则其他四脏俱无生气，（《明医杂著。补中益气汤》注）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明医杂著。风症》注）发挥了东垣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更强调了脾胃内伤与虚证的关系。在治疗上统治以东垣补中益气汤，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又主张若补脾不应，即求之于肾和命门之水火阴阳不足，若肾阴不足，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若命门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等理论实遥承于唐代王冰，而六味、八味之用又效法于宋代钱乙。其对肾命的认识虽未脱离《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但其已明确指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补之，使阳旺则阴生，阴旺则阳化。临床上崇尚温补，力戒苦寒，实为温补学派之先驱。

　　孙一奎，明医家，著《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等。其论命门学说的特点是综合《难经》关于命门和肾间动气理论，并融入《易经》中太极生阴阳的思想，阐发为动气命门说，即以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并以命门动气说指导临床，突出表现在注重保护三焦元气，对虚损诸证，多从下元不足论治，自制壮元汤，配合东垣补中益气汤作为三焦元气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护脾胃，也是孙氏的临床特点之一。

　　赵献可，明医家，著《医贯》，阐发命门学说，自成一家言。其论命门，认为位居两肾之中，有位无形，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于十二官之上，实为生命之主宰。曾云：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伎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医贯。玄元肤论。十二官论》）以命门为君火，并居先天之水火。其临床治疗亦特别重视先天之水火，云：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热之病得以平矣。（《医贯。阴阳论》）其

　　所谓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补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余证，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水中寻火，乃用八味丸于水中补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余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大大推广了六味、八味的临床应用。

　　张介宾，明著名医家，著《景岳全书》《质疑录》《类经》等。张氏所论命门与赵献可略同。认为命门藏先天之水火，为元阴元阳所居之所，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五脏之功能必赖命门始能发挥正常。若命门之元阴、元阳亏损，则必变生脏腑阴阳虚损之病，所谓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创制左归、右归作为治疗命门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大力倡导阴阳相济，完善了阴阳虚损治法。其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反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针对性地提出阳非有余论，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中梓，明医家，著《医宗必读》《内经知要》等。其学术思想宗东垣、立斋。明确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脾有阴阳，肾分水火，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并表现出明显的重阳抑阴的倾向，尝谓：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其在临床上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持论公允，又多有创见，如擅长辨治寒热真假、实虚疑似之证，倡言大实若赢状，至虚有盛候，（《医宗必读。疑似之证须辨论》）颇具临床指导意义，为后世医家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