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去不理想。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