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是“新中医”
中西医兼用的实践
新式中医最大的特点,还是他们对中西医学的兼收并蓄。务实的广东中医,没有在中医如何科学化的理论难题前困扰不前,而是大胆在临床中实践试验。
1946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梁乃津创办了《新中医》杂志,其代发刊词指出:今日的中医中药,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欲来未来。十多年来尽管高呼着中医药科学化,事实上多限于书本上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过拿几味中药来研究化验,置配合作用的方剂意义于似有似无之间。很显然,这只是片面的科学化。……中西医的闹争已经数十年,为害不为不深,现在够了,该马上团结起来,并肩向远大的世界医药前途迈进!
这样的思想,在中医界早有实践。著名医家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近代风行一时,影响巨大。曾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卢觉愚,临床上中西并用,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他提出中医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新中医的内涵是: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这正是新中医既区别于传统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蹇涩难行。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在学术上中西医如何才能从兼用达至真正的结合?这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对新中医模式的探索,已经从20世纪延续到了21世纪,将来恐怕还要摸索相当长的时间。但首先必须保证中医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为未来的医学科学作出更重大贡献。这或许是近代中医风云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