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