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记者说。

　　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

　　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

　　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

　　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

　　这些方面形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