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维护旧论一派，反对重订，驳斥三纲，注重义理贯通。其阐发六经气化，又不乏新见。除张遂辰外，诸家一律删去《伤寒例》者，非为贬低王叔和，而是为突出张仲景不得已而为之，其尊王赞成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3）辨证论治派：明清时期伤寒学派诸家中，有一些医家着眼于对张仲景《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和发挥。他们对错简重订和维护旧论的观点均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必在

　　孰为仲景原著，孰为叔和所增方面争论不休，而应当在发扬仲景心法上下工夫，形成了伤寒学术研究中的辨证论治派。根据其研究特点，大致可分为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以尤怡、钱潢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和以陈修园、包诚为代表的分经审证派。

　　①以方类证：以方类证的方法可以导源于唐代孙思邈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宋代朱肱亦曾用此法进行方证研究，至清代则有柯琴、徐大椿进行以方类证研究，卓有成就。柯琴，清代医家，著《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书合称《伤寒来苏集》。他根据《伤寒论》中原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语，提出了汤证的概念，即将某汤方的主治证称作某汤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并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汇集方证条文分属于六经篇中。在六经研究上，以经界释六经，提出六经地面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并据此而提出了六经为百病立法，指出：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这对于扩大六经辨证论治范围是很有意义的。徐大椿，清代医家，著《伤寒论类方》。徐氏穷研《伤寒论》数十年，结合临床实践，悟出仲景之辨证心法，不类经而类方。

　　于是他大胆突破六经的束缚，把论中113方分作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杂方等12类。除杂方外，11类各有主方与其主治条文，次列与主方有关的加减方。这种类方研究更切于临床应用。其类方虽未分经，但将六经主要脉证汇列于后，以便观览，并要求学者熟记于心，是知徐氏并非轻视六经者。柯、徐二人均以方类证，惟柯氏以方名证，证从经分；徐氏更侧重于类方研究，方不分经。

　　②以法类证：钱潢，清代医家，著《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其以研究六经分证治法为指导思想，所归纳治法较为详细。其在以法类证研究中吸收了方、喻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观点。故其《太阳上篇》为中风证治，《太阳中篇》为伤寒证治，《太阳下篇》为风寒两伤营卫证治，是承袭三纲学说而以法类证者。尤怡，清代医家，著《伤寒贯珠集》。其治伤寒以突出治法研究为特点。三阳篇归纳为八法，曰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和刺法等。三阴经亦有表里温清诸法可辨。如此则一部《贯珠集》，以治法提纲挈领，归于一贯，颇受后人好评。尤怡与钱潢均注重《伤寒论》的治法研究，但钱潢墨守方喻三纲之说，所立治法亦过细；尤怡则超脱方喻之外，以治法为纲统领病证、病机与方药，别具一格。

　　③分经审证：陈念祖，清代医家，为维护旧论的中坚。其对《伤寒论》的临床运用，采用分经审证的研究方法。如太阳病分作经证、腑证和变证，阳明、少阳皆分经腑，太阴有阴化阳化，少阴有水化火化，厥阴有寒化热化。如此分证深得六经六气之旨，对于掌握六经病机、传变特点和证治规律极有帮助。包诚，清代医家。著《伤寒审证表》，主张从六经审证。其将太阳经分作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入腑、阴盛入脏、坏病、不治病等七证；阳明经分作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等四证；少阳经分作经病、本病、入三阴病、入阳明病、坏病等五证；三阴经均有脏病连经、脏病二证，少阴、厥阴各有不治病一证。综其分证特点，为经病主表，脏腑主里，腑病多实，脏病多虚而已。陈、包二氏之分经审证俱从六经分证。惟陈氏融入六经气化之说，将深奥的理论落实到临床证治，实属难能可贵；包氏注重从经、腑、脏的传变上分辨表里虚实，亦切于临床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