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式医药卫生制度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海外中医虽然深受华侨和当地人的欢迎，但是同样难以避免西医的冲击，受到各种制约。海外中医维护生存权利的斗争，比国内困难更大。

　　1930年，秘鲁华侨中医药的遭遇就引起国内中医界的广泛关注。秘鲁在19世纪末就建立了医生管理制度，但华人社区应用中医药一向未受干预。1930年，在该国西医公会的要求下，秘鲁政府突然向中医药发难。秘鲁卫生局称：亚人药店，向以卖药为名业医为实，所有药店，变成为诊病所及调治所，并发卖各种膏丹丸散，漫无限制。秘鲁政府下令：（一）严禁开设华药店，以免其擅操医业；（二）驻防警察，须将各华医严密侦缉逮捕……（三）严禁各种华药入口……此举令秘鲁华商遭受严重损失，侨界不断抗议，中国政府驻秘使领也进行交涉，希望允许继续对华人售药2年，以将现有存货沽清，已到岸的药材也应准许登陆。但秘鲁农工部声称华人贩卖生草药，固无指导行医，又缺文凭，按法律属于刑事犯罪，不但拒绝中国总领事的请求，并由卫生部长拒绝所有华人医药店一切请愿。不少同情并支持中医的秘鲁人联名请愿，亦遭拒绝。于是华侨中药店不得不纷纷关门，当地侨民有病无医，有医无药，对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另一个海外中医遭禁事件发生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1933年，菲律宾西医学会对华人社区中医中药提出了诸多指控，攻击中医不科学，有碍卫生管理，菲政府一度要查捕中医和取消中药店。中医药界依靠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与政府交涉，提出由领事馆组织对菲岛中医进行审查，合格者准予登记，以规范行医。中医不得不纷纷藏匿避难。经中国总领事多方力争，该国才停止拘捕中医，但只允许中医医治华人，并不得悬挂招牌。

　　近代海外中医的困境，与国内有相似之处，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当地卫生行政的制约。但由于华侨的广泛需求，海外中医仍然延续了下来。现代随着医学观念的更新，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价值，海外中医也得以重焕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