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尸注、死注、飞尸、鬼疰等病（类似今之肺结核病），《诸病源候论》认为是因人无问小大，腹内皆有尸虫。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而致。作者相信，尸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尸虫客观存在而致。虫之由来，则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很明显，这是接触传染所致：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这已涉及空气飞沫传染：坐席钦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故谓之食注，此为经过饮食等消化道传染，《诸病源候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对尸注等病的传染途径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疥虫的逼真描写，对寸白虫候蛲虫候的科学论断，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

　　（三）体质差异学说

　　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此外还有对漆疮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所出现的不同情况。

　　二、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

　　隋唐医家对病症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并且有所发现，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风为百病之长，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风偏枯、风痱、风懿（风癔），特别是孙思邈将三者并列，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偏枯、风痱、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