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